出轨17年和情人生2儿1女

我躺在ICU病床上刚睁开眼，就看见老婆提着保温桶站在床边。
“醒了。”她的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我哑着嗓子问：“晓燕和孩子们呢？”
她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从包里抽出一叠文件扔到我面前。
“他们搬去了你给她买的那套房子，你公司和名下所有资产，三年前就全转给雅雅了。”
我浑身猛地一颤，心口传来一阵剧痛。
她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我等这一天，整整等了十七年。”
说起我王建国这个人，年轻的时候确实也是吃过苦头的。
我老家在安远市底下一个叫柳河镇的地方，家里兄弟姐妹多，我是老大，打小就知道什么事情都得靠自己。
二十岁出头那会儿，我揣着从亲戚那儿东拼西凑借来的八百块钱进了安远市区，开始倒腾建材生意。
那时候我骑着一辆花五十块钱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自行车，满大街跑着给人送砖头、送瓷砖、送水泥，什么脏活累活都干。
中午肚子饿了就在路边蹲下来啃两个馒头，渴了就拧开路边的自来水龙头灌几口，晚上回到租的那个不到十平米的小单间里，把一天挣来的零钱一张一张铺在床上数。
那段日子过得确实苦，但我心里从来就没觉得苦过，因为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
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就是能熬，熬了十来年总算是攒下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我在安远市建材市场租了个门面，开起了自己的建材门市，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又注册了公司，**了好几个大品牌，在本地建材圈子里慢慢站稳了脚跟。
等到四十岁出头的时候，我名下已经有了两套房子，手底下管着三十几号工人，公司每年的流水少说也有个七八百万。
人一旦站到了那个位置上，心里头就难免会生出一些别的念头来，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什么事情都能摆得平。
说起李秀兰这个女人，我是二十七岁那年娶进门的。
那时候我一个发小给我牵的线，说他们镇上有个姑娘在小学当老师，人长得清秀，性格也好，问我要不要见一面。
我那时候正忙着跑生意，本来没太当回事，可架不住发小一个劲儿地劝，就答应去见见。
见面那天是个冬天的傍晚，天已经快黑了，冷风呼呼地刮着，我骑着车路过镇口那个公交站台的时候，看见一个姑娘站在那儿等车。
她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棉袄，怀里抱着一摞书，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可她也不伸手去拢一拢，就那么眯着眼睛安安静静地望着远处的路。
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把车骑到她旁边停下来，问她要去哪儿，要是顺路的话可以捎她一程。
她低下头想了想，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轻声说了句“那就麻烦你了”，然后就很自然地坐上了我的自行车后座。
就这么着，我们俩就算是认识了。
后来我托发小要了她的****，有事没事就约她出来吃个饭、看个电影，谈了将近一年的恋爱，我们俩就去领了结婚证。
婚后的日子说起来算不上轰轰烈烈，但过得是真踏实，李秀兰在学校教书，我在外面跑生意，两个人各忙各的，谁也不耽误谁。
我每天跑完生意回到家，饭桌上永远都有热乎乎的饭菜等着我，换下来的衣服她总是洗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
家里不管什么时候回去看，都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样子，她这个人做事就是有这个本事。
她从来不在我面前抱怨什么，也从来不会跟我撒娇说“你要多陪陪我”之类的话，更不会因为我在外面应酬回来晚了就摆脸色给我看。
结婚第三年的时候，我们的女儿王雅出生了。
那天我守在产房外面，听见里头传来孩子第一声响亮的哭声，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站在走廊里发了很久的呆。
我那时候在心里头想，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吧，挣钱养家，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然后跟李秀兰一起慢慢变老。
我以为那就是我全部的人生了，我做梦也没想到后面会发生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认识张晓燕那个女人，是在我四十二岁那年的秋天，那天有一场饭局，是本地一个挺大的楼盘搞的开盘答谢宴。
我作为那个楼盘的建材供应商被请了过去，安排在主桌坐着。
张晓燕是我一个上游供应商公司新招的销售代表，那天也被派来参加饭局，主要任务就是陪着客户吃吃饭、喝喝酒。
她比我小了整整八岁，长得确实好看，皮肤白净，说话的时候眼睛会弯起来，声音又软又甜，天生就带着一种让人觉得很舒服的劲儿。
吃饭的时候她主动给我倒酒，嘴里甜甜地叫着“王总”，问我最近生意怎么样，说早就听他们公司的人提起过我，说王总是安远市做建材最有眼光的一个老板。
我那时候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生意刚刚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听她这么一说，心里头难免就有些飘了。
饭局散了以后，她没过多久就给我发了条消息过来，说谢谢王总今天的关照，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还请多多指教。
我随手回了她几句客套话，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上了。
后来她又说有个项目上的事情想向我请教，约我出来吃了一顿饭，那顿饭我们吃了快三个小时。
我们聊生意，聊市场，聊她以前做过的那些项目，她说话特别有意思，思路很清楚，又很会适时地夸你两句，让你觉得自己说什么都是对的。
送她回去的路上，她忽然转过头来看着我说了一句：“王总，我跟您说实话，您这个人，真的跟别人不一样。”
我听了这话只是笑了笑，嘴上没说什么，可那句话就像根刺一样扎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了很久很久。
其实我的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条路要是继续走下去意味着什么，我早就是个有老婆有孩子的人了，不是那种不知道分寸的小年轻。
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一步一步地走了下去。
刚开始那段时间，我们俩都小心翼翼的，见面都约在安远市另一头的咖啡馆或者饭馆，生怕被熟人撞见。
我还专门买了个新手机号，只用来跟她联系，每次回家之前都要把手机上的通话记录和聊天记录删得干干净净。
我甚至为此换了辆新车，连加油都跑到城郊那些不熟悉的地方去加，生怕留下什么蛛丝马迹被李秀兰发现。
那时候我真心觉得自己把这些事情藏得天衣无缝，怎么也不可能被人发现。
就这么偷偷摸摸过了差不多两年，有一天张晓燕约我见面，见面以后她把手机屏幕侧过来给我看，上面是验孕棒的照片，两条杠清清楚楚的。
她坐在出租屋的床边，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对我说：“建国，这事儿你来拿主意吧，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就那么低着个头，把那根验孕棒紧紧攥在手心里，好像那是她最后的命一样。
我沉默了很久很久，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离婚还是不离婚，这个孩子要还是不要，李秀兰怎么办，王雅怎么办，公司怎么办，名声怎么办。
最后所有念头都像潮水一样退了下去，只剩下三个字从我嘴里冒了出来：“生下来。”
大儿子出生的那年，我在安远市城郊给张晓燕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把孩子安顿了下来。
我给大儿子取名叫王大力，跟着我姓王，户口的事情我托了不少关系，找了不少人，总算是勉强落了进去。
第一次去看大力满月的时候，小家伙正躺在被窝里睡得正香，小脸红扑扑的，两只小拳头攥得紧紧的。
我把一根手指头伸过去，他一下子就抓住了，怎么都不肯松开，那一刻我的心里头有什么东西好像被什么给撬动了。
说不清楚那是种什么感觉，但我知道从那以后，我去那边去的次数就越来越频繁了。
工作日的时候我就跟李秀兰说要加班，周末就说有应酬要陪客户，逢年过节也总能编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在张晓燕那边多待上几天。
可李秀兰这个女人，她从来不会追着我问东问西的。
我说要加班，她就说“知道了，你自己注意身体，别弄到太晚才回来”。
我说有应酬，她就说“少喝点酒，早些回来，我给你留着灯”。
我说临时要去外地出差，她就说“行，路上小心，要带什么衣服我帮你收拾”。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从来不会有什么多余的表情，不冷不热，不咸不淡，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家常的平静。
就好像她是真的只关心我的身体和出行安全，压根就没想过要追问我“你到底去了哪里”这种问题。
我那时候心里头是这么想的，大概她就是个传统的女人吧，觉得男人在外面的事情，女人不该多嘴多舌。
也许她就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女儿身上，对我的行踪本来就不是很上心，我去哪儿她根本不在乎。
也有可能，她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这最后一个可能性最大，因为只有这么想才能让我心里头安生一些。
王大力两岁那年，张晓燕又怀上了，这一次我连犹豫都没怎么犹豫，还是那四个字：“生下来。”
二儿子王大顺落地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六岁了，那时候我才发现，这孩子多了，开销也跟着一下子就大了起来。
我把张晓燕她们娘仨住的那套房子换成了一个三室两厅的大房子，地段好楼层也好，比我自己家住的那套还要宽敞不少。
我还给张晓燕买了辆新车，每个月给她们娘几个的生活费涨到了两万块钱，逢年过节另外再给红包。
那几年我的建材生意越做越顺，钱来得也容易，我便觉得这样的安排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王建国既然有这个能力养两个家，那就养着呗，能有什么问题。
又过了三年，张晓燕给我生下了小女儿，我给小女儿取名叫王婷婷，这么一来，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张晓燕替我生了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一声接一声地叫我“爸爸”，那种感觉，说不清楚到底是骄傲多一些，还是愧疚多一些，也许两样都有吧。
同时维持着两个家的那些年，我活得比很多人都累，但同时也比很多人都觉得自在。
累是因为两边都有事情等着我去处理，时间总是怎么分都不够用，今天这个孩子生病了，明天那个孩子要开家长会，后天又要陪客户吃饭，每天都像是被人推着往前走。
自在是因为李秀兰她从来不会给我添任何麻烦，我不用费尽心思去哄她，不用编**来骗她，更不用担心她会在哪天忽然翻脸。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是在二儿子王大顺刚满一岁的时候发生的事。
那天是我跟李秀兰结婚二十三周年的纪念日，可我压根就没想起来这回事，那天下午我在张晓燕那边陪着孩子玩了一整天。
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快晚上八点钟了，天早就黑透了。
我推开门走进去，看见客厅的桌上摆着两副碗筷、两双筷子，桌上搁着两道菜，还有一瓶已经打开了喝了一半的红酒，旁边的两个杯子也都倒好了酒。
我当时愣了一下，脑子里转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哦，今天是我跟李秀兰的结婚纪念日啊。
这时候李秀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在我对面坐下来，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不紧不慢地问了一句：“吃过了没有？”
我说：“在外面吃了一点儿。”
她也没多说别的，就说了句：“那你喝点汤吧，我今天炖了莲藕排骨汤，炖了一下午了。”
说完她就起身去了厨房端汤，动作不慌不忙的，就好像这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晚上。
她就这么轻描淡写地，没有提今天是什么日子，没有说“你知不知道今天是几号”，更没有流露出任何委屈或者不满的样子来。
那顿饭我们安安静静地吃完了，她收拾碗筷去厨房洗，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着电视里放的连续剧，一切都跟往常一模一样。
说实话我的心里头是有愧疚的，可我又说不清楚到底该愧疚些什么，因为她什么都没说，我反倒愧疚起来了，好像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似的。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里头发紧。
王雅读高中的那一年，有一次我去学校给她开家长会，散会以后在校门口碰见了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朋友。
那个人姓刘，大家都管他叫老刘，我们在一个圈子里混了快二十年了，算是知根知底的老熟人了。
老刘见了我招招手，把我拉到一边，压低了声音凑过来笑着对我说：“建国啊，上个月我在城西那个丰泽苑小区那边看见你了，你开着辆我没见过的车，旁边还坐着个女人，手里头还牵着两个娃。”
我当时心里头猛地一紧，跟被人用手攥住了一样，可脸上还是维持着笑，对他说：“你肯定是认错人了，我这阵子都没去过那边。”
老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嘴里没再说什么，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就转身走了。
那天我回到家的时候，心里头一直悬着，像是有块石头压在上面，怎么都放不下来。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李秀兰正在厨房里炒菜，油锅滋滋地响着，灶台上的抽油烟机嗡嗡地转。
她围着那条不知道用了多少年的旧围裙，背对着我，头也没回地说了一句：“回来了啊，快去洗手，饭马上就好了。”
她的声音平稳得就像一碗端平了的水，听不出任何跟平时不一样的地方。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了她好几秒钟，在心里悄悄松了口气，然后去卫生间洗了手。
那顿饭我吃得格外安心，心想还好李秀兰什么都不知道，这事儿就算老刘看见了也没法跟她说去。
可我那时候哪里想得到，李秀兰这个女人，她的心里头到底装着多少我没看见的东西。
还有一次，是王大力上小学那年发生的事。
那时候我在张晓燕那边待的时间越来越多，一个星期里头能回自己家的次数也就两三次，有时候甚至一个星期都不回去一趟。
李秀兰那阵子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接送王雅上下学，回家还要备课、批改作业，晚上还要洗衣服做家务，忙得脚不沾地。
有一天我难得回家，看见她在厨房里忙活，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有些发黄发白，我就问她是不是最近没睡好。
她说了句“没事”，说王雅最近期末**压力大，她每天晚上陪着复习功课，熬得比较晚。
我“哦”了一声，就没再往下问了，也没有多说几句关心的话。
她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忙活着，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说，什么“你能不能多在家待两天”这种话，她从来都不会说。
那天我坐在客厅里等着开饭，脑子里想的根本不是家里的事情，而是张晓燕那边大儿子最近在学钢琴，老师说他好像有点天分，我在想要不要给他换个更好的老师。
我就是这样的人，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操心着的却是别人家里的事情。
那时候我理所当然地以为，李秀兰就是这种性格的女人，安安静静的，从来不争不抢，把自己活得像家里的一件摆设似的，永远不会给我的生活制造任何麻烦。
日子就这么一年一年地往前过，张晓燕那边的孩子越来越大，花销也跟着越来越重。
王大力要上小学的时候，我托关系给他找了城里最好的一家私立小学，光是每年的学费就要将近五万块钱。
王大顺那孩子调皮得很，在学校里经常跟人打架，我被老师叫去学校处理了好几次，每次去都得花点心思打点一下关系。
王婷婷是最乖的一个孩子，长得像张晓燕年轻时候的模样，眼睛大大的，脾气软软的，特别爱黏着我。
每次我去她们那边，婷婷都要我抱着她在楼道里转上好几圈才肯松手，一边转一边咯咯地笑，那笑声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里头发酸。
我那几年又在安远市一个新开发的小区里给张晓燕买了一套一百二十平米的大房子，全款付清，直接登记在她的名下。
签合同的那天，她就站在我旁边，伸手握住了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建国，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我看着她，心里头什么滋味都有，甜的苦的酸的辣的全搅和在了一起，说不清楚到底是种什么感觉。
就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家这边的女儿王雅刚好在准备高考，李秀兰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王雅身上。
她每天变着花样给王雅研究营养食谱，早上五点多就起床做早饭，晚上陪着复习到十一二点才睡觉。
高考那天她专门请了假，亲自把王雅送到考场门口，考完出来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考得怎么样？饿不饿？妈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糕点，先吃点垫垫。”
我就站在旁边，看着李秀兰把王雅护在身边的样子，忽然觉得这个女人有点陌生。
陌生的地方在哪里，我说不清楚，就是觉得她的心里头好像藏着什么东西，是我王建国从来没有读懂过的。
王雅那年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师范大学，李秀兰高兴得不得了，在老家摆了好几桌酒席，把亲戚朋友都请来一起庆祝。
饭桌上她给每个人都敬了酒，最后端着杯子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建国啊，雅雅有出息了，考上大学了，你以后就可以放心了。”
我“嗯”了一声，跟她碰了碰杯子，把杯里的酒一口闷了下去，别的什么话都没说。
那晚我喝了不少酒，回到房间躺下来，盯着天花板想了很久很久。
我在想，等王雅以后毕业了、工作了、嫁人了，李秀兰身边就真的只剩下她自己一个人了。
可那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只转了一下，就被我给压下去了，那时候的我，还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被一个女人给算计了。
五十五岁那年发生的一件小事，让我开始隐隐约约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那天我去书房找一份合同，翻来翻去怎么都找不到，随手就翻开了桌上放着的一个黑色文件夹。
那个文件夹不是我的，是李秀兰平时用的，我以为是她们学校的什么文件，随手翻了两页，想看看有没有把我的东西不小心夹在里面了。
就翻了两页的功夫，我看见了几张打印好的文件，纸张干干净净的，上面的字密密麻麻地排着。
我的目光扫过去，就扫了一眼，就看见了“婚内财产分割”这六个大字赫赫然印在那张纸上。
我心里头有什么东西猛地跳了一下，像是被人拿**了一下似的。
可我没有仔细往下看，只是把文件夹原样合上，放回了原来的位置，然后转身就出了书房。
我跟自己说，那可能是哪个理财产品的说明书吧，或者是哪种保险的条款，李秀兰这些年一直有买保险的习惯，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然后我就出门去了张晓燕那边，把这件事情忘了个一干二净。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那六个字本来就应该让我停下来好好看看的，“婚内财产分割”这种东西，哪是什么保险条款里该出现的字眼啊。
可我没有停下来，我把文件夹合上就走了，就像什么都没看见一样。
五十七岁那年秋天，又出了一件事。
那天李秀兰忽然告诉我，她在社区报了一个讲座，每个星期三晚上都要去听，说是**律知识的，有时候回来得会比较晚。
我听她说完了，就“哦”了一声，也没多问什么。
她这个人吧，一辈子就喜欢学这学那的，学过插花，学过书法，学过太极拳，现在去听个法律讲座，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稀奇的。
有一次她晚上听完讲座回来，我正好也在家，坐在客厅沙发上看新闻联播的重播。
她换好鞋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我瞄了一眼，看见里头密密麻麻记了不少字。
我就随口问了一句：“今天晚上讲什么内容了？”
她把手里的笔记本往包里一收，头也没抬地对我说：“今天讲的是婚姻法，还挺有意思的，你要不要也听听？”
我说：“婚姻法有什么好学的，你学那个干什么？”
她听完这话停下来，侧过脸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慢悠悠地对我说：“怎么就没有学的必要了呢？多学点这方面的东西，总是有用的。”
说完这句话她就转身进了卧室换衣服去了，没有再接着说下去。
她那句“总是有用的”就那么悬在客厅的空气里，绕了好几圈才慢慢散去。
可我那时候根本就没把它当回事，继续看我的新闻联播重播，把这句话埋进了电视里主持人播报新闻的声音里。
还有一件事，大概是我五十三岁那年发生的。
有一天我在家里找一本存折，翻遍了以前放存折的那个抽屉，找了老半天都没找着，就问李秀兰有没有看见。
她说：“我帮你整理到文件盒里了，就在书柜第三层那个蓝色的盒子里放着呢。”
我打开那个文件盒翻了翻，存折确实在里面，整整齐齐地夹着，顺序也排得好好的。
可我翻了翻发现，那里头只有一本存折，是我平时最常用的那个银行户头的。
另外两本本应该在的存折，不见了。
“另外两本呢？”我问她。
“哪两本？”她从厨房里探出头来，一脸不太明白的样子看着我。
我说了那两个银行户头的名字。
她想了想，皱着眉头说：“是不是在你公司那边放着呢？你有时候不是会把东西带去公司吗？”
我一想，好像也有这个可能，就没再追问下去，自己去公司找了一圈，可翻遍了办公室的抽屉也没找到。
后来我又问她，她说时间过去太久了，她也记不太清楚了，让我自己去银行补办两本新的就行了。
我就真的乖乖去银行补办了两本新的存折，把这件事彻底放下了。
那两本旧存折里各有多少钱，什么时候被动过，我到现在都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
五十八岁那年春节前后，我们一家三口加上王雅的男朋友，一起去外地玩了好几天。
回来的路上李秀兰在后排睡着了，王雅坐在副驾驶位上跟我说话。
她说她跟男朋友打算年底结婚，婚房的事情已经在看了，问我这边能不能支持一些首付款。
我说没问题，这是当爸的应该做的事情，让她先去看看房子，把大概需要的数字算出来，我来想办法凑。
王雅高兴地点了点头，侧过脸去看了看后排睡得正香的李秀兰，压低声音对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爸，我妈这几年其实过得挺辛苦的，你以后能不能多抽点时间陪陪她？”
我没有立刻回答她，只是重重地“嗯”了一声，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的那条高速公路。
我不知道王雅是已经察觉到了什么，还是只是作为女儿随口说了一句关心***话。
可那句话，在那个安静的车厢里，让我的胸口忽然间变得很闷很闷，像堵了一团棉花似的。
我忍不住扭头看了一眼后排熟睡中的李秀兰。
她的头靠在车窗上，眼睛轻轻闭着，呼吸均匀得像个孩子一样，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
她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睡着，像一幅挂在墙上的画一样，安静得让人觉得有些不真实。
我不知道在那副看似平静的面孔背后，她到底在想些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在那过去的十几年里，每一次我出门之后，她一个人留在这个空荡荡的家里，都做了些什么。
那时候的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五十九岁那年的秋天，我的心梗就那么毫无征兆地来了，倒在了张晓燕家的浴室门口。
那天傍晚我还在她家吃了晚饭，吃完以后准备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再回家。
我刚走到浴室门口，胸口忽然涌上来一阵剧烈的压迫感，好像有两只手从里面狠狠地按住了我的心脏，让我怎么都喘不过气来。
紧接着我的左胳膊开始发麻，额头上的冷汗像下雨一样往外冒。
我拼命撑住了浴室的门框，想开口叫张晓燕过来，可我的喉咙里像是被人掐住了一样，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然后我的腿一软，整个人就那么直直地倒下去了，头磕在地上发出了一声闷响。
等我再有意识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了一辆正在飞快移动的救护车里，车顶的灯管晃得我眼睛发花。
有人往我脸上扣了一个氧气罩，旁边还有人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使劲转了转眼珠子看过去，是张晓燕，她就坐在担架旁边的座位上，整张脸都吓白了，眼泪把脸上的妆冲得一道一道的。
她嘴里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建国！建国！你听得到我说话吗？你不能有事啊！”
我想动一动身体，可是一点力气都使不上，想开口说句话，嘴巴也不听使唤。
到了医院以后，医生直接把我推进了ICU重症监护室，那扇门在我眼前“砰”的一声关上了。
张晓燕被护士拦在了门外头，隔着那扇门上的玻璃窗，我看见她整个人软倒在走廊的椅子上，捂着脸哭得浑身发抖。
那两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昏迷和半清醒之间来来回回地挣扎。
意识最模糊的那段时间里，我的脑子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反反复复地浮现出同一个画面来。
就是李秀兰坐在客厅沙发上低头看书的样子，台灯开着，她头发里已经有不少白丝了，鼻梁上架着那副老花镜，眼神那么安静那么专注。
就是这么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个画面，在我昏迷的意识里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好像刻进了骨头里一样。
第三天早上，我终于彻底清醒过来了。
护士过来看了看我的心电监护，对我说：“家属在外面等着呢，要不要叫进来？”
我以为是张晓燕在外面，就轻轻点了点头。
可推开病房门走进来的人，是李秀兰。